关键的问题是:教育的目的,到底是要学生不逃课、不挂科,还是要培养全面的人、自由的人、独立思考的人?对于大学生而言,在这两者之间,究竟是哪一种才算是对得起父母的苦心供养?这些问题值得整个社会思考。
最近,武汉某高校的一名辅导员帮我们算出了这笔账:一个本科生逃一节课最低成本为12.35元。算法很简单,就是用学年开支(包括生活费、学费等)除以学年课目数,但据说效果很显著,“旷课率明显下降”。
本来,这属于教学内部事务,且又效果明显,旁人本无须多说。但这逃课经济账毕竟属于教育范畴,兹事体大,而况我虽不曾教育或辅导过别人,作为多年的受教育者,却颇有感慨,不免想多闲话几句。
逃课这事儿,跟旷工不同,我从没有听说过哪个单位会宽容旷工,但我的确知道有不少大学,比如北大,就很宽容逃课。原因之一便是,很多学生认为课上学不到真东西,宁愿在图书馆里博览书籍。这不是妄说,社会上对高校教学跟不上时代的诟病,不是一天两天了。
现在很多高校向社会开放课堂,外校的或社会人都可以来听课,我以为这是进步,体现了自信和一种开放式的进入机制。同理,在相信受教育者的自主判断之下,为什么就不能允许开放式的退出机制呢,比如逃课?假设你觉得一份工作没有前途,你想跳槽,假设有一部法律告诉你不能跳,你一定会认为继续做下去就是在浪费生命。所以,我以为,受教育者觉得某课没意思,学不到东西,欲逃而不得,那也基本是在浪费时间。
在这里说了这些,决不是为逃课无原则地辩护。不管算不算账,逃不逃课,都是衍生的问题,关键的问题是:教育的目的,到底是要学生不逃课、不挂科,还是要培养全面的人、自由的人、独立思考的人?对于大学生而言,在这两者之间,究竟是哪一种才算是对得起父母的苦心供养?这些问题值得整个社会思考。